PDF《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 ？∗》

0 3 社会学研究 2018.

4 以区别于利益代表性商会(Cox &

Vass,2000). 捷克则邀请五个商会 成立了企业工会和商会协调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Business Unions and Associations),所有涉及劳工和雇主的政策在提交立法之前 都必须提交三方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并非是被动的利益和政策 输入的接受者,相反,它创设或者承认了相关的制度安排(Lehmbruch, 1977,1991;

Schmitter &

Lehmbruch,1982;

Wilson,1983). 2. 赋权. 研究者发现,国家可以影响不同利益集团的动员组织能 力(Skocpol, 1995);

政府结构、行政能力和政府听取社会组织意见的意 愿都会影响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管兵,2013). 对行业协会的研究进 而认为行业协会的发展需要 双重赋权 ,即企业赋权与政府赋权的结 合(徐家良,2003).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扩展民间性不可能完全避 免行业协会失灵. 商会组织往往希望依附于政府,分享政府的权威和 公共资源以谋求生存和发展(江华,2008;

胡辉华、陈世斌,2015);

不仅 商会组织的政治和政府资源是吸引会员入会的重要原因( Dickson, 2003),而且只有当商会组织嵌入到地方治理结构之中,地方党政部门 放权给商会组织时,它们才能够对会员有足够的吸引力;

只有商会组织 被吸纳到党政体系中并与地方官员保持私人关系时,它们才能够获取 政策影响力(Holbig, 2006). 依附式自主性 、 权益性共生 和 碎 片化法团主义 等概念也被用来描绘对国家的资源依赖(王诗宗、宋程 成,2013;

Noakes &

Willam, 2011;

Zhan &

Tang, 2013;

Spires, 2011;

Holbig, 2006). 3. 塑造组织形态和策略. 国家还可以塑造社会组织的形态和策略 (Skocpol &

Fiorina, 2004). 近年来,黄晓春(2015)对中国社会组织的 研究不断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不仅仅在于 总体支配 和 分类控制 , 模糊发包 的社会组织领域政策执行以及 条、块、党群 分割的治理体系(黄晓春、嵇欣,2014)等,都使得中国的社会组织 具有高度嵌入地方行政网络、非稳定的发展预期、因面临不确定的资源 供给格局而产生工具主义发展等特征,影响了社会组织对其活动领域、 活动地域和运作过程的自主性. 已有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家的组织化问题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 洞察. 不过,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模糊不清或者争议之处. 首先是对组 织化的界定. 已有文献在讨论企业家组织化问题时往往侧重点有所不 同, 集体利益代表 ( Schmitter &

Streeck, 1999)、 横向网络 ( 汪锦

1 3 专题研究 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 军、张长东,2014)、 组织凝聚力 ( Coleman &

Grant, 1988;

纪莺莺, 2015b,2016)、代表性(江华、张建民,2009)、 群体利益制度化 (管兵, 2013)以及 集体行动能力 ( Olsen, 1997)、 政策影响力 ( Zhang, 2015;

纪莺莺,2015a)等概念所指向的组织化面向都存在一定差异. 其 分析对象有时是会员加入协会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协会的认同和评价, 有时是协会如何吸引和代表会员,有时是协会自身组织的运作,还有时 是在集体抗议和政策游说中与政府的关系. 其次在于对影响社会组织 化的因素存在不同的判断. 已有研究不仅对商会组织规模对于其集体 行动能力的影响、企业规模对于其组织化意愿的影响存在不同的判断, 进而对于国家是扶助之手还是控制之手也存在不同的判断. 特别是由 于已有研究大部分是定性研究,而关于浙江商会的大样本分析仍主要 停留在描述性统计上,因此,基于更新鲜的田野定性访谈资料和大样本 的结合将有利于我们澄清这些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