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 ？∗》

Huemer, 2007). 格朗(Grant,1993)认为,就企业家与国家的 关系而言,公司国家(company state) 和社团国家( associative state) 不同. 前者是企业利益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而后者是企业利益通过商 会组织作为桥梁与国家发生关系. 在后一种情况下,商会组织是企业 家最重要的组织化载体. 斯密特就认为,连锁董事会和社会网络分析 都缺少对于正式组织的分析,对企业家组织化的研究应考察拥有巨大 财富的资本家为何加入商会组织,在竞争和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商会组 织如何可能(Schmitter &

Streeck,1999). 企业家正式组织的首要问题是集体行动困境. 研究者以微观个体 理性选择为起点探讨组织化问题,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商会组织 的影响(Olsen,1997). 在奥尔森看来,由于搭便车以及交易费用的存 在,商会组织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招募会员的边际成本会上升. 当边际 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组织边界达到最大. 现实中总是人数少而获利 大的集团能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组织起来(Olsen,1997). 斯密 特则认为,商会规模与其集体行动能力之间的关系应是 U 型,规模太

9 2 专题研究 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 大或者太小都会使会员倾向于采取非正式的共谋性集体行动,而非组 织化的(associative)集体行动(Schmitter &

Streeck,1999). 然而在中国,企业家组织化的影响因素并不能仅仅归结于集体行 动困境,国家管控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国家对社团注册登 记管理的限制和不定期的清理整顿限制了社团的成立和运作;

另一方 面,国家控制也使得商会依附于国家,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难以 具备为会员服务和负责的会员性,从而侵蚀了其组织化. 斯密特认为, 会员逻辑(logic of membership) 对于商会组织十分重要. 商会组织往 往通过提供 会员服务 和 会员参与 来吸引和组织会员(Schmitter &

Streeck,1999). 而在中国,国家的控制侵蚀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使其 仍然习惯于依赖政府(陈健民、丘海雄,1999),并倾向于寻求建立与官 员的非正式 关系 来实现目标(赵秀梅,2004;

Solinger,1992;

Bruun, 1993). 甘思德通过对中国钢铁行业协会的研究认为,协会行动力低 下在于作为国企的大型钢铁企业往往有与政府部门和领导直接的接触 渠道,有主管部门的直接代言,因此不需要通过行业协会来采取集体行 动(Kennedy,2009). 相反的研究也显示,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政府转 制或者推动成立的行业协会不同,自发成立的行业商会组织更加具有 自主性,能够发挥较强的行业组织、服务、管理以及与政府沟通的作用 (郁建兴,2004,2006). 温州民间商会甚至被认为与政府逐步从关系性 合意走向了准制度化合作(陈剩勇、马斌,2004). 从逻辑上而言,将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归因于国家控制,意味着国 家放松控制之后社会组织化会迅速发展. 但是,就现实而言,在俄罗斯 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瓦解后,虽然国家控制的放松使得商会数量 显著增加(Duvanova, 2007),但自发的商会组织仍然缺少自下而上的 参与性、代表性,面临着会员不断流失的问题(McMenamin,2002);

同时,就理论而言,国家可能是控制之手,更可能是扶助之手,国家与市场 对商会发展具有 双重赋权 的效应,商会组织与国家的纵向网络也可 能强化横向网络(汪锦军、张长东,2014). 具体而言,国家的扶助之手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组织. 大部分东欧国家在转型后迅速建立了三方架构,国家在 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推动或者鼓励了代表性商会组织的建立,承 认并且保护一个或少数商会组织. 例如,匈牙利建立了强制性的商业 联合会(Chambers of Commerce)来参与政府相关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