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烂衣小孩 2019-09-18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第210 期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2016 年6月30 日目录【论 文】 国族边缘p边界与变迁 ――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 王明珂 '

回教'

与'

回民'

含义不同

1930 年代的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 王柯 现代性语境下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 ――对迪庆藏族自治州两个村落的比较研究 刘琪【书 讯】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 马戎著《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 熊芳亮 著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1 【论文】 国族边缘p边界与变迁 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1 王明珂2 前言

1928 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所成立于广州,8 月该所助理员 黎光明便动身往川西,准备到岷江上游进行对当地西番、羌民、t猓子等民族之民俗考查.

1929 年中返回史语所后,黎缴了一份由他与伴其前往考察的王元辉共同署名的考察报告给该所;

这份 报告在

2004 年以前从未被出版.1929 也是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凌纯声返国之年.凌是中国最早 留学西方的民族学博士之一,回国后受聘于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3 次 年他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田野调查, 回程至北京时结识芮逸夫;

不久芮也进入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 成为凌的研究伙伴.1933 年5月两人一起到湘西,进行历时约两个月的苗族文化考察.由于后 来又从事多项边疆考察, 以及史语所 (此时他们已改隶于史语所) 因避日本侵华战祸往西南搬迁, 他们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直到

1940 年才完成.原本将立即出版,又因上海沦陷而出版计划中止. 对日战争结束后,该报告才于

1947 年以《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之名问世. 从学术或民族学、人类学观点4 , 黎、王与凌、芮的这两个边疆民族考察之旅完全无法相比. 黎光明、王元辉的调查报告久未出版,而凌与芮的调查报告成为苗族文化名著.黎、王在报告中 所提及一些民族如西番、t猓子、杂谷民族、羌民,后来被其他学者鉴别为藏族、羌族.凌、芮 的苗族文化调查,则最终证明苗族是一个有独立文化的民族.黎光明在学术界一直没没无闻,后 来在

1946 年死于川西偏远的靖化(今金川县)县长任上――为了扫除烟毒为地方袍哥党徒所杀. 凌纯声、芮逸夫后来都成为知名人类学者或民族史学者,凌更因在台湾创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 究所,而成为台湾人类学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反思国族认同、反思学术的角度,来说明这两个边疆民族调查的意义. 这样的角度是指,一方面,这两个田野考察都是那一世代中国国族主义下,为厘清国族国家边缘 人群(边民)之文化、民族类属与各民族间之边界而产生的行动;

另一方面,黎光明缺乏民族学 知识背景而凌纯声为中国最早留学西方的民族学家之一, 两者因这样的知识差距而有不同的田野 视角与田野报告书写风格.如此,比较这两个田野调查之活动与因此产生的调查报告,可以突显 中国少数民族之历史性质与其近代变化过程,以及民族学知识与方法在其间所扮角色. 我将由这两个田野考察之行产生的照片、调查报告,以及与此有关的机关公文书来探讨此一

1 本文为作者在

3 月15 日复旦大学的讲座稿,经作者同意在《通讯》刊发.

2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3 此为中研院成立初期的社会学研究所,后来因该院内部改组而解体.中研院迁台后,依据其组织法新建的社会 学研究所则成立于公元

2000 年.

4 民族学与人类学有相当重迭,尤其在

1940 年代之前,当人类学田野方法、问题意识、理论都尚未发展成熟之 时,民族学者与人类学者更不易区分.如凌纯声有关松花江上的赫哲族研究应属人类学领域,然而其环太平洋 文化之研究则为民族学比较文化研究.芮逸夫之学术则混合着人类学p民族学p民族史等等.在本文中我称他 们为民族学者,或民族学、人类学者、只为了表示他们当时主要的学术身分,但并不以这些专业将他们的学术 知识背景刻版化.

2 近代变化――传统中国边民成为国族内之少数民族――的微观社会情境.这样的研究方法,我称 之微观社会情境分析.我将说明此研究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在此我先作个比喻:若一截烧了一 半的木杆,未燃的与已燃的部份分别代表变化前与变化后的社会状态,那么微观社会研究便在于 观察整体木杆中间正在进行的燃烧作用. 这样的研究关注与本文的主题都涉及边缘 (时代、 人群、 空间与学术知识) 、边界(国族、民族、学科)与变迁(帝制中国变于民国, 西番 与 苗民 成为少数民族) ;

这篇论文也是尝试跨越种种边界 (国族、 文化与学术) 的一种反思性研究 (reflexive study) . 因此本文目的有二. 一是, 从一些事例来探讨中国近代变迁的部份面相, 主要是传统 华 夏边缘 人群转变为中国国族内之少数民族――也就是少数民族化――之微观社会情境及其历 史意义,1 以及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在其间所扮角色.二是,由本文事例来说明 微 观社会情境 研究的意义,其所涉及的一些研究角度与方法. 关于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之形成过程,有一种见解,认为中华民族与各少数民族都是在历史上 延续、 变迁与融合的民族实体, 其语言、 文化等皆有悠久根源――我们可称之为 历史实体论 . 另一种见解,则认为 中国少数民族 原为直接、间接受辖于中原帝国的一些国家与部族人群, 他们是在近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国族建构下才被归类而成为各个少数民族――此可称作 近 代建构论 .2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学术界对 国族 (nation)之性质与其形成过程争议的 一角――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认为国族之形成有其近代以前的历史文化渊源;

近代主义者 (modernists)则将国族视为近代工业社会之新产物,相关历史文化只是国族主义者的想象与创 造.3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分析,在宏观、长程的种种社会 结构 下,发生在边缘的人与人间 之微观互动,以及个人在其间的行动抉择,以此对中国国族及其少数民族之形成(或建构)过程 提出一些看法. 近代中国之文本与情境变迁

19 世纪末期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加强资源争夺,其知识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与国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的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 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

1 华夏边缘是指,在华夏的形成与扩过程中形成的 边缘 ――它表现于华夏的非我族类概念,以及华夏与边缘 人群互动所造成的种种政治经济现实与人群认同状态上.我藉由华夏边缘概念来解释华夏的形成与其边缘变 迁,也以此解释华夏边缘人群成为华夏或华夏眼中的 蛮夷 之过程.因此,近代华夏边缘的 少数民族化 便是指o在近代国族国家架构下经由学术研究、政治安排,以及个人的抉择,传统中原帝国边缘 蛮夷 成为 国族内少数民族的过程.见王明珂, 《华夏边缘》(台北s允晨文化,1997r简体及修订版,北京:社科文献, 2006).

2 在中国民族与少数民族研究上,一本其作者大多为曾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进行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之论文集,最 能代表此见解;

见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

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3 国族研究之近代主义者,较具代表性的学者有 Ernest Gellner, Eric J. Hobsbawm, Benedict Anderson 等r相关著 作见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i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国族研究之根基论者代表 人物之一是 Anthony D. Smithr其相关著作见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 New York : Basil Blackwell, 1987) 与Myths and Memories of N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然而所谓根基论者,大多仍 同意近代国族认同与近代以前之相关群体认同间有相当的断裂与创新, 只是他们认为与国族建构有关的历史与 文化建构有其近代之前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础. 因此根基论者并不等同于前述中国民族之 历史实体论者 r 我所称的国族研究之 历史实体论者 相当 Anthony D. Smith 在一篇文章中所称的国族主义者(nationalist)r 见 Gastronomy or geology?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 no.

1 (1994): 3-23.

3 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 生存空间 (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列强 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只图模仿西方船坚炮 利之自强运动中有了觉醒,感慨外人有 民族 能团结对外而我则无.于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 开始呼吁并以行动筹建中国的国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汉与非汉在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许多 交汇,满清帝国版图又及于蒙、藏、满洲、西南地区,因此在全球各国争夺 生态区 的背景下, 中国民族 包括清帝国治内所有的汉与非汉族群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政学界领袖们的共识

1 . 民国肇造,以及更早以来许多近代西方体制、概念、讯息媒体进入中国,使得整个中国社会 情境发生变化.帝国体制结束,当然,正史文类也失了其社会情境依托.民国时期方志继续被书 写,因为由清王朝到民国,中国空间上的地方与国家整体关系此一情境并未有太多改变,甚至新 的方志书写涵括了传统方志所不及的国族国家边缘空间与人群.族谱p家谱也继续被创作,然而 它所对应的情境――家族或宗族――已不再是 中国人 的构成因子o因而其 联万姓为一 家 的文本功能也逐渐消失.在民主共和国家体制概念所蕴含的个人主义精神下,此时构成 中 国人 的不是 百姓家族 而是一个个的 国民同胞 .更何况此时,在新的国族认同下, 中 国人 已非仅过去华夏观念中的 炎黄子孙 ,更包括满、蒙、藏、回等民族,以及南方及西南 边疆当时民族属性尚不明的广大人群.家谱、族谱等文类,此时已无法表现国族国家内血缘性的 部分 (个人)与 整体 (国族)关系.总之,在民国肇造之初的二p三十年里,中华民 国已完成其政治架构,但此国族国家的构成主体,中华民族,其性质尚不明确.这社会情境或现 实本相――中华民族所建造的国族国家――需要有一套知识体系文本来彰显与支持它. 然而在西方,国族国家原来便有与之相呼应的文本表征,那便是透过各种媒介表达的民族历 史p文化p语言p体质等知识.在国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为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与民族 概念相呼应的历史、语言、文化、体质等知识与相关学科也陆续进入中国.因而此时建立一个知 识体系, 由考古与历史研究中探索 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 p 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 何族 ,2 由文化、体质、语言等方面来厘清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架构,解释他们间即有区分又 有统一的关系,是当时中国学术界自觉的刻不容缓之任务.换句话说,这是个各种边界――国家 边界、汉与非汉之边界、各个少数民族之边界――需被明确化的时代.便在如此的时代氛围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个其组织架构包括上述历史、文化、语言、体质等知识之国家级 研究机构,于1928 年成立于广州.在往后约

20 年间,它网罗及培育出许多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 菁英.然而它在一国族主义时代中滋长,其学术活动也无可避免的染上国族主义色彩. 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 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外, 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 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汉化及土著化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 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的少数民族. 当时情况最复杂的是西部与西南、南方边疆.西部川康地区有广大的 西番 族群o他们究竟是 藏族的一支或是各个独立民族仍不清楚,西南与南方湘p桂p黔p云p贵等地有更多被泛称为 苗 的广大人群,究竟那些是 苗族 那些是其它民族(包括汉族)也待厘清.中央研究院 的黎光明、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便是在此情境下分别到川西及湘西进行田野考察. 黎光明p王元辉的川康民俗考察及其报告

1 有关中国国族近代建构过程之讨论,见沈松侨, 我以我血荐轩辕s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 《台湾社会 研究季刊》28(1997):1-77.关于此 近代建构 之古代基础,以及华夏边缘的 炎黄子孙 记忆,见王明珂, 论攀附s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 ,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3 年第

3 期,第583-624 页,以及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里仁书局,2000) ,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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